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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第9期
【口号背后的中国】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刘火雄

后来担任过文化部部长职务的王蒙,年仅22岁时便因《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声名鹊起。这篇描写青年反对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1956年在《人民文学》刊发后,立马引起热议。王蒙回忆称,他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主要受了当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的鼓舞,“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遗传学家谈家桢参与过“双百”方针的讨论、传达会议,见到了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指导方针,“双百”方针的形成与贯彻,经历过略为曲折的流变。

一、从“推陈出新”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1年3月底,为组建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政务院任命通知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程砚秋等为副院长。梅兰芳随即函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为该院的成立题词。为此,毛泽东分别写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匾牌文字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周恩来写道:“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4月初,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毛泽东的题词被放大后制作成座屏,摆放在会场的显眼位置,广而告之。

4个月前,在首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曾就京剧和地方戏以谁为主等议题存在争论。毛泽东的题词客观上回应了上述分歧。政务院随后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通常被称为“改戏(内容与形式),改人(艺术观、世界观),改制(管理体制)”的戏曲改造活动,很快铺展开来。

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已为延安平剧院题词“推陈出新”。据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的马少波回忆,在周恩来安排下,他曾随周扬、田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进而得以当面请教如何“推陈出新”尤其是怎样“推陈”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陈者旧也,过去的事物都叫旧,也就是所谓传统。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改革。‘推’字可以作推开、推掉、推翻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推崇、推动、推进嘛。对于旧的传统剧目要具体分析,其中民主性的精华要推崇、推动、推进;封建性的糟粕要推开、推掉、推翻,这就对了。”

从“推陈出新”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外延更为广阔,内涵更为丰富,不难看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时俱进的演变历程。1947年,喜爱看戏的毛泽东转战来到陕北佳县,观看了晋剧《反徐州》后,他为群众剧团恰恰写了“与时并进”的题词。

二、“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

至于“百家争鸣”的缘起,至少可追溯至春秋战国年代。那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颇为生动壮观。以此为滥觞,后人常以“百家争鸣”来喻指思想文化等领域里,不同人物、派别、风格共生竞争、异彩纷呈的情形。

◆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各方人士为新政府所吸纳,在融合过程中,知识界某些学术观点的分歧颇为明显。例如,“新史学五大家”中的郭沫若和范文澜,便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各持己见。郭沫若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持“战国封建论”;范文澜则认为始自西周,称“西周封建论”。历史学家尚钺的“魏晋封建论”同样有许多支持者。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历史分期议题有所关注和思索,但他并未介入学界的讨论。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该会由陈伯达负责,成员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刘大年等历史学家。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得到答复是要“百家争鸣”。据刘大年回忆,筹备创办《历史研究》杂志期间,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历史研究》最初的17名编委中,包括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等人士,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党外人士,且各有研究专长,这种兼收并蓄的配置,正好印证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

1956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到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参观广东中山县孙中山的故居时,提及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孙中山世界观的某些论断,“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请指示。毛泽东作了批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驻华大使)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一并要求此批示传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然后退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此前,陆定一曾向毛泽东等汇报过学术界存在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毛泽东等同样决定,对待科学工作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高层对于科学工作应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已是广泛共识,能够将个体的政治取向与其学术研究区别看待。如1956年4月底,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陆定一提到“骂过苏联”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时,毛泽东插话: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得知胡先骕没有入选“学部委员”后,毛泽东又表示: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三、“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言论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分别被多次论及,但尚未并称。刘少奇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时也指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1956年4月间,由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昆曲《十五贯》在北京引起轰动。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等均作了观看。周恩来看望《十五贯》剧团演职人员时特地表示: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些古装戏、历史戏”。出席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的《十五贯》座谈会时,周恩来又称赞《十五贯》和粤剧《搜书院》“在政协礼堂演出很受欢迎,剧场加座了,真是公道在人心。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

及至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在中南海勤政殿进行。主持会议的毛泽东,汇总听取了陈伯达等人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发言后,作了总结讲话。毛泽东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至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后来为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双百”方针,形成了一个同时并称的有机体。

◆曾轰动全国的昆剧《十五贯》,被赞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陆定一向知识界传达“双百”方针的讲话稿,经毛泽东审阅修订后,于6月13日刊于《人民日报》。9月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获得通过,其中也明确写道:“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四、“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

“双百”方针在知识界引发了强烈反响。1957年1月,综合性学术期刊《学术月刊》在上海创刊,《人民日报》发布的消息称该刊是“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筹办的”。在谈到如何使该刊贯彻“双百”时,文学理论家唐弢“提倡唱对台戏”;历史学家周谷城提出学术教育界人士应帮助后备青年赶上来、一道争鸣,《学术月刊》每期要有几种外国史书或杂志的评介。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写道:“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双百”方针也成了社会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下我的建议,只有提高计划正确性,大家增产节约从自己做起,才能克服目前求过于供的现象。

推进“双百”方针过程中,出现一些争鸣情况。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陈其通及其同事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合署名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陈其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他们在文中提到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产生了动摇,企图取消“社会主义”而只提“现实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较之以往也减少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这种只注意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去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该文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以“香花”“毒草”作了譬喻:“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在此期间,马寒冰又发表了《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文艺评论,认为王蒙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所描写的官僚主义现象也许在边远地区存在,但在中央所在地北京是不可能的。因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知名的李希凡,也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对王蒙小说中所刻画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们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他将“双百”方针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提,倡导以此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日报》不久约请茅盾写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批评陈其通等人的观点:“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召集茅盾、巴金、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毛泽东认为陈其通等人无非“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毛泽东同时阐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所以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

五、“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为促成“大鸣大放”的局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本人不断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讨论。他同时走访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反复说明。毛泽东为此称自己“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

1957年3月,以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傅雷受上海市委委派,赴京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所讨论的议题涉及“百家争鸣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傅雷颇为感慨:此次会议本属党内会议,但破天荒地请党外人士一同参加,“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召各小组召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其间,毛泽东的言谈风格给傅雷留下深刻印象:“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傅雷的这番记述后来经常被人引用。考虑到这些观感本为家信内容,傅雷那时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当属有感而发,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知识界的普遍心声。傅雷进而写道:“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性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及工商界方面的人士,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57年五六月间,随着《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等毛泽东拟写或经他审定的文章的发表,全国逐渐转入“反右派”斗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行由此受到极大干扰。费孝通等人均被划为“右派”,曾受到毛泽东“保护”的王蒙也未能幸免。被划为“右派”后的傅雷,作品出版一度受到限制。所译《艺术哲学》一书出版时,出版社方面曾建议他改用笔名。但个性刚烈的傅雷硬气地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受特定历史语境所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面向的对象和群体也有所差别。毛泽东曾表示: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末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1963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周恩来对在座的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各党各派代表200余人提出,要“百家争鸣,薄古厚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党各派,长期共存;同心同德,自力更生”,大家共同努力把国家搞得更好。只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公开场合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倡导,频次较之50年代大为减少。“鸣放”过程中少数人提出的一些尖锐意见,一度被视为“猖狂进攻”,由此强化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随着“文革”的结束,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以他浓烈的诗人情怀发表了演讲:“‘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新得以贯彻和执行,对知识分子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成为基本原则。邓小平曾指出: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方动人。推动思想学术的勃兴,文化艺术的繁荣,无疑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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